环保问题如此，拆迁问题如此，征地问题如此，教育问题如此，医疗问题如此，几乎所有问题的病根都在官的身上，解决中国问题，首先就是解决官的问题。这不是靠杀一个郑筱萸就能解决的，就是杀掉十个、一百个倒霉贪官，也一定无济于事、杀不胜杀。所谓反腐败，“反”的主动权仍然是在官的手上，无非是以官治官，说到底不过是官场游戏、人治手段。大多数世事洞明、深谙官场规则的官员都知道，倒霉不过是小概率事件，只要严格按照官场规则行事，苦心编织好的官场关系网，把上级学研究好，将拍马溜须献媚作秀那一套套战无不胜的法宝修炼到家，即使出了问题，多数时候也都能够逢凶化吉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倒霉轮不到自己的头上。那些倒霉的官各有各的原因，腐败只是借口、说辞，背后一定有公众无法知道的内情。所以，在泱泱大陆，反腐败的口号喊得怎么响，公众都很冷漠，对此毫无兴趣。
美国总统布什有一个值得深思的说法：“人类千万年的历史，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，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，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，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，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。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，把他们关起来，才不会害人。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。”在中国这块专制土壤极为深厚的大陆上，驯服统治者，将他们关在笼子里还是一个远未实现的梦想。今天，以帝王一家一姓为核心的“家天下” 时代已成为历史，“党天下”在第一代“打天下、坐天下”的超级强人死后，再也没有人可以成为绝对权威，即使头号领袖也只是其中一个官员，不具有帝王凌驾于文武百官之上的威势，不具有驾驭万物苍生的超人特征，可以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“官天下”时代，大大小小的官共同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命脉，支配着各种最重要的资源，整个社会都围绕着官转动。在“家天下”时代，整个天下都是皇帝一家的，官只是为他们一家一姓服务的，如果贪婪过度将会触犯皇家的利益，这至少算是一种约束。在“官天下”时代，没有了皇帝，对大大小小的官来说，连这一层约束也没有了。在这里，官是由官任命的，官只对官负责，官与官同舟共济，仿佛是一根绳子上的蚱蜢。由于官的产生不是源自民意，不需要公众的同意，更不需要公众的选择，当然也不可能接受公众的监督，官成为浮在社会之上的一个特殊阶层，官与官之间有共同的利益，他们都是以官为职业，靠山吃山，从这个职业中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，他们为了利益之争也会有矛盾、有冲突，甚至勾心斗角、你死我活，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。只有保证“官天下”的长治久安，才有他们的未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想解决官的问题，几乎是看不到希望的。官的问题解决不了，任何问题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希望。
太湖蓝藻事件震惊一时，有传媒报道提出一个疑问，对太湖污染的大规模治理已经十六年，为什么无功而返？原因是一边治理，一边为了经济利益，大量高污染的化工原料、纺织印染、化学制品制造业继续上马，已成为太湖周边的支柱产业。于是，太湖水不仅没有实现变清的目标，反而变猩了。潘岳说，环境指标不真正纳入官员考核制度，就不能杜绝地方官为追求短平快的政绩，和追求暴利的企业相结合，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，乱上煤电、化工、钢铁等高污染的项目。这些话只触及问题的表面，即使把环境指标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也只是治标的手段，决不是治本之道。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不是官的考核指标，而是官的权力太大，缺乏制衡，缺乏约束。真正解决官的问题只有一种途径，那就是驯服他们，给他们套上笼头，或者让他们站在笼子里去发号施令，管理公共事务。换言之，就是要形成制约官员的有效制度，这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，一方面要通过改变权力授予方式，即改变由官来产生官、监督官的方式，代之以民众可以操作的选举、罢免程序；一方面是开放舆论，实现新闻自由，由全社会来监督官。迄今为止，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可能性。
这几个方面都是“官天下”的最大禁忌，“官天下”的存在正好是以新闻垄断和新闻管制为前提的，“官天下”的运行靠的就是权力的内部私下授受，失去了这两个命根子，“官天下”也就坍塌了。“把‘官’的问题解决了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”潘岳的这句话本身说得非常好，作为“官天下”格局中的一员，在他的位置上，他有了一些修修补补的作为，他的不少观点、说法也经常为媒体所追捧，但不知道他能否为真正解决官的问题做点什么，以他在体制内的身份，为推动新闻自由、改变“官天下”做出一些努力，参与创造新的历史，这样的潘岳也将被历史所铭记。潘岳，还有其他“官天下”中人都可以有所作为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善意的愿望而已。
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!--纪念贵州瓮安6.28。
